钱生财薛庆国：大部分阿拉伯青年诗人的作品，体现出对“现代性”的追求

近日，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东、北京两地举行。关于阿拉伯世界，我们的真实了解相当有限，而此次前来的四十多位阿拉伯语诗人，是我们窥见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小窗口。

在中国，最著名的阿拉伯语诗人之一是阿多尼斯，他的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让我们看到一个集思想性、批判性和审美性于一体的诗歌文本。在此次诗会上，我们采访到阿多尼斯的译者薛庆国，和他聊了聊阿多尼斯，以及他对阿拉伯青年诗人们的观察。阿多尼斯典型的特征之一是对阿拉伯语诗歌“现代性”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就这一点，薛庆国说：“我认为阿拉伯青年诗人总体上还是体现了（对诗歌现代性的追求）这种期望的，包括这次来华的大部分阿拉伯诗人，其作品都体现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传统的反思意识，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

采写｜韦一

5月15日，中阿诗人前往国家大剧院，观看舞剧《王阳明》。北京市文联/供图

新京报：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阿拉伯语诗人有四十多位，中方诗人、学者也有四十多位。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会产生哪些影响？

薛庆国（北外阿拉伯学院教授）：这样的交流活动很有意义。第一，交流让阿拉伯诗人们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这次来华的阿拉伯诗人，大部分是年轻人，绝大部分没来过中国。他们这次去了广州和北京，了解到一个真切的中国，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其中叙利亚著名作家纳比勒先生今年81岁了，他是小说家。为什么邀请他来？因为此次来中国的四十多个阿拉伯诗人，其中的1/3是阿多尼斯先生和他女儿推荐的，是入选了他俩主编的名为“照明”的阿拉伯青年诗人丛书的诗人，另外2/3就是纳比勒推荐的。为了表示感谢，中国作协也把纳比勒邀请来了。虽然他之前曾经应大学邀请来过两次中国，但他说每次来访都发现一个全新的中国。对于纳比勒先生和阿拉伯青年诗人们，通过此访既触碰到了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古老中国，又看到了现代的乃至未来的中国。在广州和深圳，他们参观了几家著名的现代科技企业，受到很大震撼，认为在中国看到了世界的未来。

第二，这些阿拉伯语诗人也借此了解了中国诗歌和中国诗人。之前他们对中国诗歌，尤其是现当代诗歌，了解非常少，这一次作协做了精心准备，把中阿双方诗人的一首代表作翻译成阿拉伯语，出版了双语对照的精美诗集，这样，阿拉伯诗人对中国当代青年诗人的创作情况有了大致了解。中国诗人也了解了他们的同龄诗人的作品。此外，两国诗人这几天在一起，借助讯飞等翻译软件，有了很多深度交流。譬如，昨天一位科威特诗人跟我说，他和一位中国诗人做了很有深度的交流，两人谈现代科技对诗歌的挑战，对人类的挑战，谈无政府主义和老子思想的区别等。他说，没想到我和中国诗人交流时能有那么多共同语言，而我和科威特诗人或阿拉伯语诗人之间反而很少共同语言。

好几位中国诗人也找到了自己的同道、知音。一位广东的年轻诗人说，没想到阿拉伯诗人思想那么开放，他们对外部世界（尤其是指西方世界）的了解一点也不比我们少，受西方现当代诗歌的影响也很大。同时双方也都了解到，原来世界不仅只有西方，包括阿拉伯在内的全球南方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缺了这一部分，对世界图景的认知是不全面的。

第三，这次访问一定会让广州、北京乃至中国的形象，在阿拉伯语诗歌中集中出现。有几位阿拉伯诗人已经创作了关于广州的诗歌，水平都很高。刚才提及的那位科威特小伙子，给我读了一段关于广州的诗，很有诗意和艺术性。据说，这是他准备写的一首中国题材长诗中的一小段。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作者: [叙利亚]阿多尼斯

译者: 薛庆国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0月

新京报：阿多尼斯也写过关于中国的诗。

薛庆国：阿多尼斯说，他眼中的中国，“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发。”我认为“光的迸发”大概可以概括阿拉伯青年诗人对中国的印象。刚才说到的纳比勒先生，他已饱经沧桑，对世界的认知很深刻，他跟我说，此行看到一个流光溢彩的中国，这当然不可能代表中国的全貌，中国肯定也有自己的问题和阴暗面，不过，让人印象那么深刻的流光溢彩、繁荣发达的一面，无疑也是真实的，而且很少能在其他国家见到。

新京报：阿多尼斯应该是中国读者了解最多的阿拉伯语诗人之一。他说过，“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就您观察，阿拉伯语诗歌，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薛庆国：所有伟大的诗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比如在阿多尼斯的创作中总能感受到他和阿拉伯传统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这既体现为传统对他的影响，比如苏菲神秘主义的影响，又体现为他对传统作深刻的质疑、反思和批判，这些因素在阿多尼斯的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清晰。与传统的复杂关系，同样也体现在许多其他阿拉伯诗人的创作中。

另一个特质就是阿拉伯民族独特的现当代境遇。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殖民、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也门、黎巴嫩等国家目前还在经历战乱或动荡，所以战争、苦难、流亡等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带给个体的伤痛，在阿拉伯诗人的诗歌中体现得比较突出。这些经验是当代中国人没有的，当然也很少出现在当代中国诗歌里。此外，中阿诗人也有一些共同点。

新京报：这种共同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薛庆国：比如诗人个体处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未来的憧憬，对科技给当代生活造成影响的担忧，对环境的担忧，反战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等，这些都是中阿诗人共同关注的话题。我还注意到，遭遇战乱国家的阿拉伯诗人很少写纯粹的情诗。一位巴勒斯坦诗人对我说，你觉得我们在国破家亡的处境下写情诗合适吗？我感觉，写情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条件或心境去享受这样的奢侈。

阿多尼斯。

新京报：阿多尼斯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提到“阿拉伯诗歌的现代化”，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就您观察，这些相对年轻一些的诗人，有没有以写作回应他们的前辈阿多尼斯的这一期望？

薛庆国：我理解的阿多尼斯所说的诗歌“现代化”或“现代性”，指的不仅是诗歌的形式和语言，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文化的现代性。阿多尼斯写现代性鲜明的诗歌，也是为了促进阿拉伯社会思想和理念的现代化。阿多尼斯有时会说，诗歌没有“使命”，但他指的是诗歌不应被赋予浅薄的政治化使命，其实他的诗歌是肩负着明显的使命的。他一生都在践行着用诗歌推进阿拉伯文化现代化这个使命。

所以说，这里所说的现代化，就是用诗歌促进阿拉伯文化的变革。现代性和先锋性，主要体现为一个人有没有对过去发出质疑，有没有革新和超越的思想。阿多尼斯还认为，现代性和时间没有必然关系，不是说越当代的人，他的创作就越具有现代性；相反，一个当代诗人的创作，很可能比某些古代诗人的创作更少体现现代性。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对传统的突破，那么阿拉伯古代很多伟大诗人的作品中对传统的质疑、批判和突破，在今天来看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掷地有声。而相比而言，今天很多诗人的观念可能比古人更保守。

就你的问题来说，我认为阿拉伯青年诗人总体上还是体现了这种期望的，包括这次来华的大部分阿拉伯诗人，其作品都体现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传统的反思意识，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

新京报：刚才提到阿多尼斯受传统文化中苏菲主义的影响，是不是和诗人、哲人鲁米有关？鲁米的诗很有现代性，也非常美。

薛庆国：有关系。我翻译出版过一本阿多尼斯文选，书名为《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其中有一篇就是纪念鲁米的，标题是：“宗教，首先是自由。”阿多尼斯把鲁米称作“我们的主人”，意为“我们的大师”。鲁米是古代诗人，但他的诗歌体现了现代性，他对宗教的理解很有现代性。

鲁米是波斯人，阿拉伯文化史上也有很多诗人是苏菲神秘主义者。文化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思想家、科学家，没有一个是对传统循规蹈矩的，没有一个不对主流文化持质疑、批判的态度。阿多尼斯显然是很有叛逆性的大诗人，他对阿拉伯文化进行的深刻批判与反思，在当代是少有的。有人因此说他是阿拉伯文化的逆子，但实际上，他是阿拉伯文化中具有革命性、创新性、变革性那一派的传人。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韦一；编辑：李永博，刘亚光；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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